对于一位早已著作等身的优秀作家来说，如何积极有效地延续自己的文学创作，很显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所谓积极有效，就是指这位作家虽然并不能够保证每一部新作都肯定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但作家本身一种强烈的不甘于自我复制的思想艺术超越愿望的存在，却又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作家张炜，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早在1986年张炜年仅三十岁时就已完成的长篇小说《古船》，很显然已经完成了其经典化的过程，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标志性的长篇小说。《古船》的经典化，与这样两种事实密切相关。其一，全文入选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推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1976—2000）。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共只有七部长篇小说以完整的形式入编，而《古船》即是其中之一。其二，《古船》对其他同时代作品的示范性影响。这里且以陈忠实为例加以说明。在自己的创作谈中，陈忠实曾经坦言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受到过《古船》的直接影响：“我读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读这两部长篇小说时，完全不同于《百年孤独》的感受，不是雾水满头而是清朗爽利。《活动变人形》呈现一种自然随意的叙述方式，结构上看去不做太讲究的痕迹，细看就感到一种大手笔的自由自在的驾驭功夫，把人物的现在时和过去时穿插得如此自然自如。在《古船》中，我却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直接感知到一种精心设计的刻意。我又一次加深体验了我说过的话，想了解一个作家的最可靠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阅读他的作品。我在这两部小说阅读中得到的关于结构的启示，不单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或者说不是作家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首先要有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表叙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就出现了。这里完成了一个关系的调整，以人物和内容创造结构，而不是以先有的结构框定人物和情节。我必需再次审视我的人物。”①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与他在文中提及的王蒙《活动变人形》和张炜《古船》一起，联袂入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三部作品的同时入编，就意味着这三部出现于新时期文学阶段的长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它们各自的经典化过程。

时过境迁之后的今天看来，《古船》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一部难得的经典，关键原因大约有三。其一，率先以长篇小说的宏大规模对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现当代一段曲折历史进行深度透视，其对革命肌理以及社会机制的追问反思力度格外令人惊讶。其二，隋、赵、李三大家族之间盘根错节的恩怨纠葛使之成为家族叙事的一部滥觞之作。其三，艺术性地引入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维度，深刻的现代忏悔精神的传达使其成为一部具有突出内省性的杰作。一方面，张炜能够在年仅三十岁的时候，就能够完成《古船》这样一部在文学史上占有稳固地位的大书，的确是一件值得额手称庆的事情。因为三十岁的张炜，就已经完成了很多作家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艺术目标。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古船》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同时，也成为了横亘于包括张炜在内的所有中国作家面前的一个思想艺术标杆。其他的后来者固然需要以“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姿态面对《古船》，张炜自己其实也同样无以逃避地面对着这样一个创作难题。不管张炜自己是否存在清醒的自我认识，在《古船》之后，如何继续进行自己的小说创作，实际上成为了张炜自己必须面对的一种影响的焦虑。更进一步说，在经典性作品问世之后，如何继续进行自己的小说创作，是每一位写出了经典性作品的作家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陈忠实。陈忠实早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写作。我清楚地记得，因为《白鹿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陈忠实便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于展示自身创作才华的小说形式，他曾经在接收采访时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今后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倾注于长篇小说这一特定的文体形式之上。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从完成《白鹿原》的1993年，一直到先生不幸辞世的2016年，长达二十多年的漫长时间里，陈忠实并没有能够如其所愿地再拿出哪怕只有一部长篇小说来。一方面，一部《白鹿原》已经足以奠定陈忠实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地重要地位，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必须看到，《白鹿原》之后的陈忠实，实际上深陷于《白鹿原》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焦虑中而难以自拔。不是说陈忠实不愿意再写出新的长篇小说来，而是某种影响的焦虑对陈忠实的创作心态业已构成了严重的困扰，使他无论如何都难以为继地继续进行自己曾经一度信誓旦旦的长篇小说创作了。与陈忠实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同样处于影响的焦虑之中，但张炜的表现方式却有所不同，他一直在千方百计地试图以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现一种思想艺术上的自我突围与自我超越。从《九月寓言》，到《柏慧》《外省书》《家族》《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一直到那部卷帙浩繁字数多达450万字的曾经荣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组合型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张炜其实长期行走在寻觅自我超越之径的写作路途上。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承认，这些长篇小说中的大多数，都有着思想艺术上各自不同的追求探索向度，不仅取得了不俗的思想艺术成就，而且在晚近以来的文学史上也占有着相应的位置，尤其其中的《九月寓言》与《你在高原》两部，一者因民间视野的充分打开，一者因打破文体界限禁忌之后现代知识分子道德精神世界的全方位探索，更是特别引人注目。但在另一方面，一个多少显得有点残酷的客观事实却是，任谁都不敢轻易断言这其中的某一部作品就已经在思想艺术层面上实现了对于《古船》的整体性超越。细细想来，这种情形可能真是会让人顿生情何以堪之感。作为一位写作态度一贯严谨自律的作家，数十年来，张炜一直不敢有丝毫懈怠，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长篇小说这一重要文体的写作之中。但正所谓客观事物的变化不会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样，虽然从张炜的主体精神世界而言，一种自我超越的愿望表现得非常迫切，然而，多方面突围的努力结果却未必就能够得偿所愿。究其实，这种情形的出现，有两种意义恐怕不容忽略。其一，充分确证着很多年前的《古船》所曾经抵达的思想艺术高度，具体形象地诠释着究竟怎样才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其二，虽然未能超越《古船》，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张炜《古船》之后的写作就丧失了意义。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古船》思想艺术高端成就的存在对于写作主体所形成的一种影响的焦虑，强有力地催生着张炜《古船》后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完成。这些众多的长篇小说集聚到一起，在丰富着“文革”后新时期以来中国长篇小说写作实践的同时，也使得张炜自己成为了一位有着大量坚实文本做支撑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家。尽管说张炜除了长篇小说这一文体之外，在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领域均有充分涉略，且也同样取得了不俗的写作成绩，但相比较而言，最能够彰显代表其文学写作成就的文体，却依然还是长篇小说。从一种文学生产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长篇小说的生成或许会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原因，但其中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点，恐怕就是《古船》经典化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的影响焦虑。

同样的道理，我们这里对于长篇小说《独药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5月版）的研究分析，也必须将其放置于如此一种“影响的焦虑”语境中来进行。与《古船》一样，《独药师》所讲述的故事，也同样发生于张炜生于斯长于斯的胶东半岛地区。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张炜把自己的视野投注到了二十世纪之初那个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那个风雨飘摇的时刻，既是发端于西方的所谓现代性登陆之时，也是中国传统社会酝酿转型的关键时刻。用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张炜既往的长篇小说中，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关注表现过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因此，即使仅只是从题材的意义上说，《独药师》对于张炜而言也有着某种自我突破的价值。更何况，在其中我们更能观察到张炜究竟是以怎样的一种精神立场和艺术方式来表现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整部长篇小说，分别由“楔子”“正文”以及“管家手记”三部分组成。其中，“楔子”部分非常简短，主要讲述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一个曾经的档案馆工作人员，在自己曾经一度供职长达四年零七个月的某一家档案馆工作期间，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个业已尘封将近百年之久的历史档案。按照叙述者的叙述，这份档案“内容涉及胶莱河以东一百余年来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作者与大革命时期几位领袖人物的面晤，显然是极珍贵的资料。如果这方面的记载再多一些更好，可惜作者的兴趣却在其他方面。纵观全部文稿，我怎么也弄不懂他究竟要写什么：革命秘辛？养生指要？情史笔记？”②这里，张炜或许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笔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大革命”，指的是1924年至1927年之间的那场北伐战争。而《独药师》中所集中描写展示的，则很显然是发生于晚清时期的辛亥革命。也或许，在这位曾经的档案工作人员的私人理解中，所谓“大革命”也就是辛亥革命。当然，这样一个即使是错讹的细节，实际上也并不会影响到小说的总体思想艺术格局。一直到三十多年过去之后，伴随着档案馆大批馆藏档案的逐渐公之于世，叙述者“我”也萌生出了出版这部“隐秘”的档案文稿的念头，并将之付诸实施。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正如同那部《石头记》曾经经过曹雪芹的批阅增删一样，这部档案文稿在出版前也经过了“我”的整理增删：“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馆内抄录。最让我难以决断的就是公开出版前的删节问题。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特别是有关半岛长生秘术、不无淫邪的某些记录，读来令人不安。经过再三斟酌，我又听取了几位专家的建议，最终还是保留这些内容。还有，因为原稿采用了古旧文法，实在太艰涩了，这就需要在尊重原意的基础上从头译写和整理。”（3页）虽然叙述者“我”强调自己的整理原则是“尊重原意”，但毫无疑问地，在经过了“我”的整理增删之后，读者后来所读到的档案文稿，其实已经不复为原貌了。在经过“我”整理的过程中，很显然已经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我”的思想烙印。其主要作用在于引出主体故事的“楔子”之外，作为“附录”部分存在着的“管家手记”这一部分，则很明显地带有语法学上所谓“补语”的意味。作为补语，很显然带有补充说明的意思。具而言之，这补充说明的对象，只能是作为小说主体的“正文”部分。细读“管家手记”，即不难明白，这一手记的起始时间是1905年8月，终止时间为1912年8月。不仅起止的时间非常明确，而且手记的风格是竭尽可能地简洁与客观。将这一部分与充满主体性色彩的“正文”部分两相对读，即不难断定，张炜如此一种设定的根本意图，恐怕正是为了弥补“正文”部分情节的不够完整与明确。换言之，因为“正文”部分采用了主体性色彩极强的第一人称叙事的缘故，作家唯恐对读者的阅读接受构成明显的障碍，所以才会特设“管家手记”这一附录部分，以对故事情节做一种相对完整明确的特别交待。我对于《独药师》的两次阅读，分别是通过《人民文学》杂志与单行本两种不同的形式进行的。第一次的《人民文学》版上，并没有“管家手记”这一附录部分。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管家手记”的缺失，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影响到对于这一小说文本的理解接受。也因此，一方面，我固然不清楚自己的阅读体验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但在另一方面，对于“管家手记”这一部分的设定必要性，我多多少少还是持有一种怀疑态度的。

假若说“楔子”、“正文”以及“管家手记”这并列的三个部分构成了《独药师》叙事的第一个层面，那么，同样可以被进一步解析为三重结构的“正文”部分，则构成了小说叙事的第二个层面。作为小说主体故事存在的“正文”这一部分，所采用的也是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其叙述者“我”名叫季昨非。据“楔子”部分的介绍，这位季昨非，“是半岛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实业家季践的独子。季家曾是南洋首富，后来产业收缩至北方，拥有药局、矿产、垦植业和酿酒公司。这个家族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多次捐助巨款，被喻为‘革命的银庄’。此外还是海内最有名的养生世家，这一点倒被传记家忽略了：半岛地区是东方养生术的发源地，方士们盘踞了几千年，季家显然承续了这一流脉。”（2页）正如同“楔子”部分带有提示性质的分析一样，以叙述者“我”也即季昨非为中心，所谓的“革命秘辛”“养生指要”“情史笔记”，实际上构成了“正文”部分最重要的三条彼此交叉的结构线索。但在展开对于《独药师》矛盾性思想内涵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搞明白究竟何谓“独药师”？按照身为独药师的叙述者“我”在“正文”中的交待，独药师其实是一个与养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术语，其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各种养生手段，尤其是一种养生秘方的炮制，以有效地“阻止生命的终结”：“父亲离世后，我就成为那个最尊贵最神秘的人，接手人类历史上至大的事业：阻止生命的终结。”（4页）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独药师”，乃是因为养生这一带有明显神秘色彩的事物，从始至终一直处于“正文”叙事的核心部位。换言之，艺术性地把革命与养生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有机地纳入到以养生为核心的描写过程中，乃可以被视为《独药师》最根本的思想意旨所在。尽管说其中也肯定少不了会有情感纠葛的缠绕，但这种情感缠绕的描写中却也更多地夹杂着作家对于中西文化碰撞的一种冷静审视。

作为半岛上的豪门望族，养生世家季府与革命发生关系，是从“我”父亲那个时候开始的：“我相信父亲在世时不可能对其一无所察，之所以充耳不闻，皆因为心思用在其他方面。他当时忙于为革命党筹措银两，家族实业尚且无暇顾及，又岂能理睬这些谤言。”（5页）如果说父亲季践尚且只是革命的积极资助者，那么，到了季昨非这一代，父亲季践的养子、季昨非的兄长徐竟，干脆就直接投身于革命，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革命党人。徐竟较“我”年长三岁，刚过十二岁生日就远赴东瀛留学。虽然叙述者没有做出明确的交待，但毫无疑问地，徐竟的接触革命党进而接受革命思想，正发生在他的东瀛留学期间。“长期以来他一直与那个大统领在一起，作为那个人的紧密追随者，自东瀛发起同盟会至今，把全部精力与时间都贡献在那个遥无尽头的事业上。”（88页）徐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自己所坚定信仰的革命事业也还罢了，关键的问题是，面对着革命与养生之间必然的抵牾冲突，季府先后两位当家人的惶惑与迷茫。道理说来其实非常简单，革命带有明显的暴力性质，必然伴随着流血牺牲，显然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这，也就天然地构成了养生的对立面，因为养生学说的根本正在于想方设法延续人的自然生命，用父亲季践留下的遗言来说，就是“死是一件荒谬的事情。”（15页）就这样，前者必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后者却一力强调生命的延续，革命与养生之间矛盾冲突的发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避免。事实上，不管是父亲季践，抑或还是身兼叙述者功能的“我”，都不仅明确地意识到了这种矛盾的存在，而且还深感困惑不已以至于往往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父亲季践：“父亲生前对他们既钦佩又惶惑，评价他和他的朋友只用两个字来概括：‘起义’。父亲晚年甚至有些迷茫，对王保鹤说：‘我有一个伟大的“起义”朋友，他领走了我的儿子。’我至今记得他说这话时脸上是疑虑和痛惜的表情。”（88页）然后是“我”，在亲眼目睹了光复登州时海防营与起义队伍对阵双方的死伤惨状之后，倍觉战事可怕的“我”，面对着革命所导致的无数生灵涂炭，对革命也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感受：“‘有没有另一种“起义”，是不流血的？’我像自语，又像请教，朱兰迟疑半天，最后说：‘大概没有吧，反正咱这儿没有。’我心中的答案其实是现成的，当然没有。如果我痛恨流血，就要痛恨‘起义’，可那是徐竟甚至还是王保鹤他们的事业啊。我从来没有这样痛苦过。我现在多少明白了父亲晚年的困境，他不知道养生的意义何在，也不知道季府最终走向何方。他不明白该放弃什么和什么时候放弃。他不仅阻止不了养子徐竟，而且也阻止不了自己。他眼巴巴地看着季府拴在革命的大车上，被拖着拉着一路向前。”（94—95页）

既然对于革命产生了复杂的感受，有所惶惑与犹疑，那季府的这两位当家人与革命者之间冲突的发生，也就无可避免地势在必然了。这一点，集中不过地表现在“我”和兄长徐竟之间。“我”的疑问，很显然源于一种与养生密切相关的本然人道主义立场：“天啊，既然要死那么多人，而且提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光复？这值得吗？这太不划算了。我想没有比这个账目再容易计算的了，徐竟和他的朋友们为什么就算不出来？”（96页）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徐竟他们算不出来，而且他们各自所持有的价值立场根本不同。正是因为徐竟他们和“我”秉持着可谓是截然相反的价值立场，所以二者之间才会围绕革命与养生的问题发生激烈的辩难。“我”从养生的立场出发，强调“仁善”是养生的基础与根柢，强调“无论如何不能杀伐，那就是养生的反面了。”（104页）对于“我”的这种论调，徐竟给予了坚决的反驳：“‘是吗？’他嘲弄地盯住我，‘那么忍受才算养生了？那些土匪和清兵杀了多少无辜！对付他们也只有刀枪！血是流了，可是害怕流血就会流得更多、流个没完！你来回答，后一种杀伐是不是‘仁善’？”（104页）“所以说究其根本，我们革命党人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养生，许多时候它们是一回事。挽救人生，季府有一味独药，就是这传了几代的丹丸。在我们这儿，挽救世道也只有一味药，那就是‘革命’！”（104页）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与徐竟之间这种殊难弥合的思想分歧，竟然一直延续到了徐竟被捕后的慷慨就义前夕。当想方设法前来探监的“我”再次抨击半岛因为革命而流血的情形时，徐竟冷笑着打断了“我”的喋喋不休：“你真是王保鹤的学生。可我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继续这场争论了。还是‘不以暴力抗恶’那一套。我赞同，好极了。不过这除非是遇到了‘雅敌’才行！我们的对手是谁？是动辄凌迟的野兽！请问王保鹤的弟子，你见了这样的对手该怎么办呢？”（330页）

在以上的引文中，曾经被一再提及的王保鹤，是半岛上最早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影响并创办新式学堂的具有启蒙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王保鹤与革命党思想立场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致力于一种迥然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新型社会形态的建立，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所依循的路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者倡导暴力革命，一者希望能够依靠思想教化的力量。究其渊源，王保鹤的思想立场，非常接近于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所一力宣扬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立场。正如同《圣经》中所言，“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只要是熟悉张炜的朋友，都知道托尔斯泰是张炜最为心仪的作家之一，托翁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对于张炜一直产生着某种示范性的影响。就此而言，《独药师》中人物在对话时之所以要专门提及“不以暴力抗恶”这句话，一方面固然是在凸显“我”所坚持的反暴力倾向，但在另一方面，张炜在此处恐怕也多多少少存在着一点借此向托翁致敬的意味。面对着徐竟咄咄逼人的步步追问，“我”竟一时木讷而无言以对：“非暴力不得，暴力不得，出路又在哪里？”（330页）假若联系中国的现实状况，很大程度上我们原意把叙述者“我”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立场游移，理解为张炜内在精神深处某种难以克服的自我矛盾。一方面，他也承认革命暴力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在另一方面，拥有坚定人道主义立场的张炜，毕竟是暴力的坚决反对者。哪怕是所谓的革命暴力，也不能够被轻易地认同。这一点，在“我”与小说中的另一位养生师邱琪芝的对话中有着明显的流露。在邱琪芝的理念中，带有明显暴力色彩的革命与他一心一意追求着的养生事业绝不相容。很多年前，邱琪芝之所以会和“我”的父亲季践分道扬镳，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先入为主地认定季践是一个革命党。邱琪芝认为：“府吏衙门全都一样，都是人，人不变，怎么折腾都没用，白白流血而已。人如果活上百年，就会看到终究一样。所以人生在世，唯有养生。”（230页）邱琪芝的如此一种论调，顿时让“我”联系到了自己曾经的老师王保鹤：“我想起了王保鹤先生的‘教化’与‘革命’论，觉得二人或有相似之处。不过即便是王保鹤，也仍是北方支部的人。可见人生必得兼顾眼前，于权衡利弊中择其善者。”（230页）或许是敏感到了“我”的矛盾与游移，邱琪芝再一次振振有词地强化着自己的反暴力观念：“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只变了个江山名号，最后全都一样甚至较前更坏，这难道不是人间大恶？你觉得不会，那是活得太短。”“无论采用怎样巧妙的说辞，倡暴力便是扬罪恶。”（230页）在这里，借助于邱琪芝的口吻，张炜实际上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革命一番的结果恐怕只能够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在变换了“江山名号”之后，其具体境况甚至还会换汤不换药地比以前更加糟糕。正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单只是看一看自打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统治以来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邱琪芝或者更多是张炜自己的所言不虚。就这样，一方面，糟糕透顶的历史与现实逼迫着革命的发生，但在另一方面，只要是革命，就必然伴随着无可避免的暴力色彩，必然导致无数无辜生命的伤亡。面对如此一种情形，内心实际上一直纠结不已的张炜，所能做的工作，就只能够是以《独药师》这样的长篇小说形式，把自己对于复杂历史境况时的纠结体验和盘托出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革命与养生的矛盾冲突之外，《独药师》中带有明显传奇色彩的，是围绕“我”这样一位季府的当家人所发生的种种情欲故事，其中尤其以“我”与陶文贝之间的情感纠葛最为引人注目。必须看到，在“我”的自述中，围绕着“我”所发生的这些情欲故事，全都巧妙地被披上了一层“养生”的外衣。故事开始的时候，“我”年仅二十四岁，正在一心一意地致力于他的“独药”养生事业。但就在这一年春天，“我”却忽然罹患一种无名躁狂病症：“起因是我在这个春天患了一种罕见病症：下腹发烫以至于烧灼，焦躁难耐，极度渴望什么却又无可名状。我不知这是否因为过于沉迷典籍及其他。我的生活过于单调了，或者单调得还不够。我没法使自己安定下来，双目烧灼，长时间干枯无泪，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双泪喷涌。下体胀痛，牙齿磕碰，有时一连几天难以安眠。”（12页）针对“我”的此种症状，邱琪芝开出的药方是“我”迫切需要“姑娘们”了：“这是人生必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趁着强烈的欲念还没有把你烧成灰，就赶快行动起来吧。说到底这还需要求助于他人，你自己是做不来的。”（12页）这里的“他人”，就是“姑娘们”。好在“我”身为季府的当家人，身边根本就不缺女人，这样，也就相继发生了“我”与鹦鹉嘴、“酒窝”（白菊）等小白花胡同中的一众女子以及美仆朱兰之间的情欲故事。从养生的角度来看，“我”与这些女性之间的情欲纠葛，完全可以用所谓的“双修”加以解释。不仅如此，邱琪芝还振振有词地讲述了一番相关的道理：“要紧的是与她们在一起时不可思来念去，须有个平常心。到了一丝欲念都不存时，你这一道大坎就算迈过去了。记住，人世间没有比欲念更可怕的东西了，你得从头至尾把它去掉。”（39页）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一点是，“我”的现实行为明明是在肆意纵欲，但邱琪芝却口口声声念叨着一定得“去欲”。所谓“养生”的虚伪性质，于此即可见一斑。又其实，从男性生理变化的角度来说，年仅二十四岁的“我”的种种躁狂病症，究其根本乃是青春期男性荷尔蒙作祟的缘故。对于每一位男性来说，青春期的躁动都是一种普遍的事实。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的男性只能够以备受煎熬的方式来克服自己的荷尔蒙，而身为富豪子弟的“我”却有条件肆意满足自己的荷尔蒙需求。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邱琪芝一再叮嘱“我”，和这些“姑娘们”在一起时千万不能“思来念去”，不可存在“一丝欲念”。既要与这些“姑娘们”在一起，却又不能动一丝一毫的感情，这样一来，自然就成为了纯粹意义上的身体利用。如此一种作为，即使在并非女性主义者的我们看来，实际上也是无法接受的。也因此，这一众披着所谓“养生”外衣的情欲故事，其实只是季府当家人“我”作为一位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的寻花问柳行迹。

与这些寻花问柳故事相比较，真正称得上爱情故事的，是“我”与被称之为麒麟的那所教会医院的医助陶文贝之间的情感纠葛。陶文贝的身世不仅曲折，而且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生的渊源。她不仅出生在教堂，而且也“一直在教堂的人们中间长大，直到教会学校、上医护班，进麒麟医院当护士，升医助。”（254页）一言以蔽之曰，这位被“我”称呼为人间“至物”的陶文贝，虽然血缘是中国人，但从思想文化渊源来看，绝对可以被理解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化身。由此可见，“我”与陶文贝之间的情感纠葛背后，真正潜隐着的，实际上是张炜对于那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一种思考与认识。不能不注意的一点是，认识陶文贝之前，在“我”的心目中，其实一直把麒麟医院这所教会医院视若洪水猛兽：“他说得对，那所教会医院才是我们共同的对手。该院创办者为美国南方浸信会，自新教在半岛登陆以来，历经三十余载，筚路蓝缕，而今已有两处规模颇大的教堂，还兴办了学堂和医院，成为该地区最隆盛的存在。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将孩子送入洋学堂，生病则去西医院，渐渐酿成风气。麒麟医院不断传出惊人神技，比如通过手术让盲人复明，让气息全无的人死而复生。这一切加剧了传统医学的沦落，动摇了半岛人苦苦配植了几个世纪的信心。如果我不经提醒就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整整多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几个显要人物进出季府药局。”（6—7页）在那个“西学东渐”的时代，“我”之所以视麒麟医院为寇雠，关键原因就在于这个来自于西方的医院，凭借着高超的医术慢慢地征服了人心。征服人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对中国传统医学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季府药局的门可罗雀，正是传统医学日渐衰落的一个突出表征。如此一种残酷的现实，自然会让邱琪芝与“我”倍感忧心忡忡：“这痛楚就是失望和疑虑，它深源于我们两人一起穷究的义理，还包括与那所西医院的关系。我不能忽视那些对洋技趋之若鹜的人和他们的摈弃与狂热。我甚至想这一切越来越成为那个自诩为无所不能的导师的深忧，只是他掩藏得更好而已。”（140页）实际上，也正因为“我”的视麒麟医院为寇雠，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细节出现：“有一件事让我按捺不住火气，因为一个仆人不小心跌伤了手臂，府上竟然将其送到了那个教会医院。尽管这人在短期内痊愈了，也还是让我心中愤愤。”（50页）明明麒麟医院已经为季府的这位仆人治好了伤，但“我”却仍然还是要愤愤不平，根本原因正在于其内心深处对于麒麟医院的一种排斥与拒绝。

然而，尽管“我”从内心里不无坚决地排斥抗拒麒麟医院，但等到自己被牙疼苦苦折磨长达十天之久，而季府的药局大夫居然对此束手无策的时候，在经过了一番不无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终于还是决心去麒麟医院求医了：“我一直在经受着双重的煎熬：如何释放身体中的魔鬼？是否屈尊去那个西医院，让洋大夫扒拉一下我的口腔，瞧瞧我这‘马一样的牙齿’……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会儿做出的竟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决定。”（141—142页）这一次的就诊经历之所以对“我”特别重要，就在于“我”意外地邂逅了麒麟医院的医助陶文贝。邂逅倒也罢了，关键还在于，仅仅只是见了这么一次面，“我”就以一见钟情的方式不可救药地爱上了陶文贝，并且开始了自己不依不饶不屈不挠的坚定追求过程。当然，潜藏于其中的，其实更有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深度内涵。叙述者“我”之所以强调自己做出的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其根本原因显然在此。从故事情节设定的角度来看，“我”对于陶文贝简直就是死缠烂打式的追求过程，其实具有一箭三雕的艺术效果。除了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小说中最起码有两个重要的故事节点，都是依托于这一条爱情的线索进行的。其一，是为专门从南方赶来的大统领特使疗治伤口，其二，是为身负重任的顾先生疗治眼疾。由季府的当家人“我”两次出面联络陶文贝所在的麒麟医院替革命党人疗伤，强有力地确证着季府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到了“我”这一代依然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与陶文贝以及麒麟医院的交往过程中，“我”们这一边也并不仅仅只是受惠者，也在尽可能地给予对方以一定的援手。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对于麒麟医院院长伊普特头痛病的成功疗治。伊普特突然头痛难忍，麒麟医院的大夫们却束手无策，只有在季府药局施于援手之后，方才手到病除。但与伊普特院长头痛病的疗治相比较，更不容忽略的一点，是“我”在金水杀人事发后的挺身而出勇于担当。顾先生入院治疗眼疾的时候，行踪不慎暴露，被巡抚大人、太子少保派来的两个道员给盯上了。这两位道员便化妆成商人混进了麒麟医院，没想到，其中一位酒后乱性，企图对于陶文贝有不轨行为：“‘听着，从了便罢，不从就随乱党一起去死。这回只有老爷我才能救尔。’他在身上乱摸，然后又把人掀翻压上来。陶文贝挣扎，咬他的手，还摸到针管刺中了他，让他大喊起来。”（219页）道员的不轨行为恰好被金水撞见，身手格外敏捷的金水毅然出手拧断了道员的脖颈。朝廷要员的医院被刺，自然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当此紧要关头，为了保护革命党不暴露，一直在苦苦追求着陶文贝的季府当家人“我”，毅然挺身而出，以李代桃僵的方式代人受过。他给出的理由也极具说服力，因为陶文贝是“我”的人，眼看着心上人遭受凌辱，自然要按捺不住地出手相救，谁知道一时情急，出手太重，以至于酿成了这等大祸。虽然说一贯养尊处优的富家少爷，一出手居然可以拧断别人的脖颈，想来太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除了这位主动承担罪责的季府当家人，官府却又根本寻不着真正的杀人凶手。这样一来，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我”的锒铛入狱。究其根本，“我”的代人受过，只是出于追求陶文贝的缘故：“我命中注定有这样一个机会，你看，它来了。我说过可以为你去做任何事情，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而已。真可惜，可能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237页）必须承认，从成长叙事的角度来看，作为身兼叙述者功能的小说主人公，曾经一度只知纨绔混世的“我”，一直到明确意识到自身责任的这个时候，方才真正地长大成人了。从根本上说，对“我”一直持“拒人于千里之外”姿态的陶文贝，之所以改变态度，最终接纳了“我”的执著追求，与“我”的这种慨然牺牲精神，很显然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对于“我”与陶文贝之间的爱情故事，一定得从男女爱情其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其里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因此，需要进一步加以考察的，就是包裹在爱情故事里的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问题。这种更多地发生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陶文贝终于接受了“我”的执著追求之后。在讲述了自己的曲折身世故事后，陶文贝终于郑重地向“我”询问到了信仰的问题。“我第一次遇到这个追问。有些惭愧的是，自己好像并没有什么信仰。不过我和季府的所有传人都对长生深信不疑，并倾其所能地追寻它。因为这是半岛方士几千年来的传统，这条道路既有渊源也有承续。我嗫嚅了一会儿，小心谨慎地提出：关于独药师的坚毅和事业，算不算是一种信仰呢？”（255页）人都说中国文化的三大流脉分别是儒道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张炜《独药师》所集中描写表现着的养生这一中国化的物事，大约就只能够被归入到道家文化的脉络之中。一般认为，中国人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假若承认中国人也有信仰，那道家文化自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我”的信仰为道家文化。倘若说“我”的信仰是道家文化，那么，陶文贝的信仰，则毫无疑问是基督教文化：“是的，一个不洁的人坐了这么久。我每一次回到自己这里，都要把衣服洗一遍又一遍。我向主祈祷请求宽恕，宽恕你和我。那时我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堕落到地狱的人，这人沉沦到最底层，谁也不能挽救了。您是被魔鬼缚获的人。再后来，我又觉得自己能坐在这辆车里，正是神对我的试炼，他在交给我一个最难最难的、一辈子都不能完成的任务……”（255—256页）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呢？这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改造“我”，以便将“我”这个异教徒从魔鬼那里抢夺过来：“季先生您想过没有，人的一辈子要经多少事、多少关口，谁敢肯定自己永远都不犯错？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都不敢肯定自己是个战胜一切的人，所以才要忏悔，才要祷告……”（256—257页）毫无疑问，对于长期浸润在西方文化氛围中的陶文贝来说，除了皈依并彻底信靠主之外，其他的精神路径都是错误的。细读文本，即不难发现，在“我”与陶文贝的情感交往过程中，一方面彼此吸引，另一方面却也在彼此对抗与征服，尤其是文化上的互不认同，表现得可谓相当突出。“我”尝试着让陶文贝和自己一起服用养生丹丸，而陶文贝则试图促使“我”皈依认同上帝。究其根本，一种源自于各自生存背景的文化冲突与交融，自始至终都伴生在“我”与陶文贝的爱情故事深层。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之外，张炜《独药师》另一重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思想内涵，就是对于道家文化一种特别的审视与表现。首先我们须得注意到，从张炜不仅把养生设定为小说的核心书写内容，而且把小说干脆命名为“独药师”这一点，你就不难察觉到道家文化在《独药师》中的重要性。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作家浓墨重彩地表现养生，表现道家文化，而在于张炜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养生，面对道家文化的。在作出基本的判定之前，先让我们来看小说中的这样两段叙事话语。“我认为季府必将在第六代传人手中复兴，当然这并非指实业之类我们的财富已经积累得有点过分，它或许会在某个时刻散尽。而我真正专注的事业却关乎伟大的永恒，它是这样玄妙而朴实：服用丹丸，辅以不可言喻的悟想和修持，达到人人都可以看到的活生生的实例。比如说你能够找到一个举止安详、随处透着生机与活泼的一百二十岁的人，会在一座再平常不过的居所里，看到那些忘了时间的人。是的，时间在一些人身上留不下痕迹，已经不起作用。”（15页）“我必须直面这个令人生畏的家伙：他作为一个当之无愧的导师，至少将我的修持引入了新的境界。那时的他是严苛无私的，让人看到了赓续千年的方士风范，更有超越的睿智与宏远的心志。”（79页）就这些叙事话语的表层语义而言，对于所谓养生，所持有的的确是一种肯定性的姿态。但是，且慢，难道我们就可以凭此而得出张炜在大张旗鼓地认同并肯定养生这一具有明显道家文化意味的物事的结论吗？问题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所读到的这些叙事话语，并非直接出自张炜之口，而是出自一个名叫季昨非的独药师之口。张炜之所以非得要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并且一定要设定一位独药师来承担“正文”部分的叙事功能，真正的艺术奥秘，恐怕就潜藏于此。既然是一位深受道家养生文化熏染的季府第六代传人，是一位独药师，那么，他在叙事话语中对养生观念的认可，就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反复阅读“正文”部分，你就不难判定，这位“我”，实际上是一位夸夸其谈语调充满夸饰色彩的不可靠叙述者。关于不可靠叙述者，“詹姆斯·费伦也说：‘可靠的叙述指叙述者对事实的讲述和评判符合隐含作者的视角和准则。不可靠的叙述指叙述者对事实的报告不同于隐含作者的报告的叙述，或叙述者对事件和人物的判断不同于隐含作者判断的叙述。第二种不可靠性比较常见’。施洛米丝·里蒙－凯南则从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方面予以区分和规定：‘可靠的叙述者的标志是对故事所作的描述总是被读者视为对虚构的真实所作的权威描写。不可靠的叙述者的标志则与此相反，是他对故事所作的描述和／或评论使读者有理由怀疑。’‘不可靠的主要根源是叙述者的知识有限，他亲身卷入了事件以及他的价值体系有问题。’”③实际的情形是，当作家决定让作品中的某一位人物以“我”的在场者身份来叙述故事的时候，实际上是冒着一种难以避免的叙述风险的。之所以会是如此，就是因为这位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存在着“不可靠”的可能性。具体来说，我们判定“我”亦即季昨非为不可靠叙述者的根本理由，就在于作为季府的第六代传人，“我”一贯养尊处优不思进取，不仅对于世界与社会包括所谓养生学的知识实在有限，而且所持守的那些与养生紧密相关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有效地说服读者，赢得读者的充分信任。因了叙述者总是不可靠地夸夸其谈，在很多时候，越是叙述者信誓旦旦地加以强调的物事，就越是难以获得来自读者的信任，甚至还会连带产生相反的叙述效果。

由此，我们便不难发现，以“我”即季昨非为叙述者的“正文”部分的叙事总是携带着某种怪异的表层语义与深层内在语义相悖谬的特点。比如，“多少出乎预料的是，季府老友登门造访了。他就是父亲的一位养生切磋者，以前的禁卫军管带、现在的府台大人康永德。父亲在世时他是这里的常客，记忆中他们两人一块儿下棋饮茶，谈天说地，主要内容当然是与养生术有关的一干事情。康大人小父亲许多，尊父亲为师，恭敬得很。父亲用四个字评价这个人：‘领悟超凡’。”（172页）康永德身为清政府的地方官员，不惜动用一切手段镇压对付革命党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反动分子。但对这样的一位理应被否定的人物形象，“我”的父亲给出的评价，却竟然是“领悟超凡”。细细品来，这“领悟超凡”四字中某种反讽意味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再比如，“但没有说上几句他就反客为主，全无请教之态：‘老夫以为丹丸仍须借重金石。’我惊异：‘那要死人的啊！’他的思绪荡向别处，笑吟吟地说：‘还有动物血，终有大用。’我不再说话。他沉吟一会儿，身子探过来，开口问的竟是房中秘术。”（291页）叙述者这里所讲述的，是以康有为为人物原型的那位保皇党首领对于养生所表现出的强烈兴趣。无论是这位老人那样一种急迫姿态，还是他在言语中对于养生不无粗鲁的谈论，隐隐约约透露出的，也同样是一种讥嘲反讽的意味。进一步说，表层语义与深层内在语义之间的这种悖谬状态，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张炜在《独药师》的“正文”部分对于艺术反讽手法的熟练运用。按照相关的理论阐述，所谓反讽，又可被区分为结构反讽与字面反讽两种。首先是结构反讽：“在一种含有两重意思的结构中表现出的持续的反讽。‘这种反讽中常见的一种手法是创造一个天真的主人公，或一个天真的叙述者或代言人。他的无法克服的单纯或迟钝导致他对事物的解释始终要求机警的读者——他们早就看穿天真的主人公之后的作者未言明的观点，并持同样的观点——来加以修正。’对易犯错误的叙述者的运用，也属于造成结构反讽的常见手法。‘在这种手法里，故事的讲述者本人就是这个故事的参与者。虽然他可能既不傻也不疯，但他缺乏洞察力；他用带有他自己的偏见和个人利益的扭曲了的看法来观察和评价他自己的动机以及其他人物的动机和行为。’”④以如此一种标准来衡量“正文”部分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独药师，就完全有理由断言，这位独药师不仅是一个天真的叙述者或代言人，而且也同样缺乏对于世事人心的洞察力。拥有这样一位叙述者的《独药师》当然就是一种结构反讽了。其次是字面反讽：“又译‘词语反讽’。‘指说话者公开表达的意思不同于他实际意指的暗含的意思。这样的一种反讽陈述虽然总是清楚地表明说话者的一种态度或评价，但却另含着一种大不相同的态度或评价。’……因此J.T.希普莱说：‘字面反讽是一种言语形式，其中语词有意无意地掩盖了真实意义，它使旁观者、有时使言语情景所牵涉的一个以上的人，产生一种不和谐感。’”⑤以这样的概念内涵来衡量张炜的这部《独药师》中关于养生的那些叙事，则一种字面反讽意味的存在，也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事实上，正是因为张炜不惜冒着被误读的危险而自觉征用了包括结构反讽与字面反讽在内的艺术反讽手法，所以在貌似肯定的话语背后，某种拒斥否定养生这样一种道家文化物事的表达意图的存在，也就自是无可置疑的。

具体来说，无论是关于“气息”、“目色”、“膳食”、“遥思”这养生四诀简直有些繁琐的详尽展示，抑或还是关于“我”与那些“姑娘们”之间的“双修”状态描写，都是在此种毫无疑问的批判否定性基础上进行的。这里，必须追问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张炜究竟为什么非得在《独药师》中把养生作为某种核心物事来加以描写呢？我想，答案大约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加以寻找。其一，重要的不是小说所描写的时代，而是产生这个小说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张炜的相关书写，与他所处的当下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养生”热在当下时代的兴起，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对于当下那些一直浑浑噩噩的国人来说，能够像猪一样地长生不老，是一件太值得追求的事物。也因此，从席卷全国的大妈舞，到各种养生药品的热销，皆可以被视为“养生”热的具体表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张炜《独药师》中关于养生的批判否定性描写，对于当下这个现实时代而言，一种折射意味的存在，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二，张炜曾经在他的出生地，强烈地感受体验过养生这样的道家文化氛围。我们注意到，《独药师》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叙述话语：“我们一直在切磋人的长生，事关永恒。”“半岛地区是这个大学问的发源地，而我们是为数极少的承续者，因而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65页）这里提到的半岛地区，正是张炜的家乡。据批评者专门考证，张炜的出生地栖霞乃属深受道家文化影响之地：“《古船》的作者张炜本人就是长春真人邱处机的栖霞乡党，他在小说中还特地指明长生真人刘处玄是洼狸镇人，又说洼狸镇坐落于东莱子国都城，‘事情再明白不过，大家都在“东莱子国”里过生活了’”⑥既然出生于道家文化氛围如此浓烈的地方，并且自打幼时即耳濡目染，那么，张炜的对于道家文化了解熟悉，几乎就是一定的事情。

事实上，张炜对于道家文化那种简直就是抑制不住的强烈兴趣，并不自这部《独药师》始。早在他的那部已经被经典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中，作家就已经有着对于道家文化的突出表现。对于这一点，在小说问世将近三十年的时候，批评家郜元宝曾经做过相当精辟独到的深刻解析。在引述了关于《古船》思想内涵的相关评论之后，郜元宝指出：“然而一旦越过这一表层叙事，深入考察小说中大量历史传说、风俗习惯、日常生活、人物文化心理积淀的描写（有评论家甚至认为《古船》因此造成了结构过于‘拥挤’而气韵不足的毛病），则处处蕴含着中国传统道家和道教所奉阴阳相生相克和相互转化之理，尤其生动地呈现了民间道教末流的生存之道及其与地方政权沆瀣一气的中国社会特殊文化现象。”“这才是《古船》的‘文眼’，也是《古船》值得一再重读的价值所在。”⑦也因此，郜元宝这篇《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古船>重读》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对《古船》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进行了足称深入的分析探讨。又其实，张炜与道家文化之间的关联，并不仅仅表现在《古船》这个早期的文本上。根据郜元宝的研究，张炜《古船》之后的一些作品也都与道家文化关系密切：“从《古船》出发，张炜日后的创作分出两支，一则由藏污纳垢的道教文化转为原始道家生活理想（《九月寓言》《融入野地》），以此质疑现代工商科技文明，一则仰仗西方近代文化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俄国经典文学中的民粹主义和宗教受难思想）继续其历史反思，并试图回应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现实挑战。”⑧由此可见，假若我们的确承认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以及《融入野地》等一系列作品与道家、道教文化关系密切，那么，时隔多年之后《独药师》的问世，就很显然意味着张炜在经过了数度震荡之后，又一次回到了曾经的思想与写作轨迹上。倘若仅仅着眼于张炜对于道家与道教文化的耳濡目染，那么，他的这种回归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张炜《独药师》中以养生为核心的道家文化描写与展示，我们到底应该做何评价？我们都知道，关于道家文化，鲁迅先生曾经发表过极精辟的看法：“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⑨因为这段名言的广为人知，郜元宝在他重读《古船》的文章中也曾经有所引用。而且，郜元宝所谓“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具体指的，也正是这一段话。与鲁迅这段话的抨击否定道家、道教文化相一致，郜元宝高度肯定《古船》所抵达的那种批判反思思想高度：“这篇重读《古船》的文章，拉拉杂杂近两万字，无非想指出，青年时代的张炜在《资本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民粹思想（我过去反复提到过）以及有论者所谓原罪和宽恕信念之外，还倾向于原始道家理想，而除了集‘医’‘道’于一身的郭运，张炜对现代民间道教末流基本持批判态度，尤其对道教末流和现代政治媾和生出的怪胎如赵炳、长脖吴之类更加厌恶和警惕。我认为这是‘反思文学’杰作《古船》所达到最可喜的思想高度，对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也不无启示。”⑩假若我们承认郜元宝所论具有突出的真理性，那么，以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独药师》中关于养生的种种带有突出批判反思色彩的相关描写，就应该认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张炜对于很多年前《古船》曾有过的思想与艺术理路的一种自觉延续。其实，只要我们稍微展开一下，就不难意识到《独药师》中养生思想的某种荒谬性。以“我”为中心的一众人物，皆口口声声强调“养生”。但问题在于，究竟为什么要“养生”呢？难道说仅仅为了“养生”而“养生”吗？如果只是行尸走肉一般地延续自然生命，那这生命存在又谈得上什么意义和价值呢？从这一系列追问来看，张炜《独药师》对于以养生为表征的道家文化的深切批判与反思，就很显然具备着某种突出的现实意义了。在其中，我们所能强烈感受到的，便是张炜一种忧国忧民的强烈忧患意识。更何况，文本中也还曾经借助于邱琪芝之口，对于养生与乱世之间的关系做出过这样的谈论：“凡乱世必有长生术的长进，春秋魏晋莫不如此。我们如今又进入乱世，这样的年头除了养生，不值得做任何事情。只有生命危在旦夕，才更加明白生命的宝贵。”（11—12页）。一方面固然是小说中人物的子虚乌有之言，但在另一方面，只要联系中国当下“养生热”的现实，那么，其中的微言大义或许也就豁然开朗昭然若揭了。

注释：

①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第63—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②张炜《独药师》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5月版。以下引自本书者只注明页数。

③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第38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版。

④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第29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版。

⑤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第29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版。

⑥⑦⑧⑩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古船>重读》，载《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2期。

⑨鲁迅《致许寿裳》，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

王春林近照

作者简介：王春林，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洛学院客座教授。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先后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百余万字。出版有个人专著及批评文集《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多声部的文学交响》《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贾平凹<古炉>论》《乡村书写与区域文学经验》《不知天集》《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5一2016）》《文化人格与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王蒙论》《文学对话录》《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7一2018）》《贾平凹长篇小说论》《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经验研究》《抉择的高度－－张平小说研究》《王春林2019年长篇小说论稿》《王春林2020年长篇小说论稿》《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9－2020）》《战争与和平的人类之梦》《长篇小说的高度》《非虚构文学：真相与反思》《海派长篇小说十论》《王春林2018年长篇小说论稿》《王春林：一个人的小说阅读榜》《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21–2022）》等。曾先后获得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15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科奖，《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西部文艺研究》《黄河》年度优秀评论奖等奖项。

（转载自《浙东文学》2025年6月21日总第790期）